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甄琛传

  甄琛,字思伯,中山毋极人,汉朝太保甄邯后人。父甄凝,任州主簿。甄琛少年时即聪颖捷悟,闺门之内,兄弟嬉戏狎游,他不以礼法事等约束自己。博读经史,笔锋健达,但甄琛却天生形短貌丑,缺少风度气质。参加秀才考试,进入都城都几年了,总以下棋消磨时光,甚至与人通宵达旦地下棋。身边老仆人总是被他指使着秉烛照明,偶尔打起瞌睡,甄琛则愤怒而起,棍杖相加,诸如此类,时常发生。老仆人后来终于忍受不了鞭打之苦,禀告甄琛说:“郎君您辞乡别亲,入京求功名,假若我为您读书秉烛照字,奴才我万不敢推辞,但您却天天拴在棋盘上,没日没夜地下,这哪有入京求官之意?我稍有怠慢,您便加我杖罚,说起来,这也太没道理了!”一番话使甄琛如大梦初醒,幡然悔悟,于是痛改前非,在许睿、李彪那里借书研读,见识越来越广博。

  太和初年(477~479),皇帝拜授他为中书博士,迁任谏议大夫,时时上疏圣上,也被高祖所称道嘉赏。后又转任通直散骑侍郎,出任本州征北府长史,后又为本州阳平王颐卫军府长史。世宗登极,任命甄琛为中散大夫,兼任御史中尉,转任通直散骑常侍,仍然兼任中尉。甄琛上表称:

  “王者之道,如皇天后土,雨露养育,济时拯物,为生民父母。正因如此,收成不好,王者应为民祈祝祭祀。天地所惠万民的,天子应当顺从天意;山川的财富,天子应通之于世。只要有益于百姓万民,损害一点自己的利益应无所吝惜,假如圣上有所聚敛,也只应用来作为赈贫恤困之用。所以《月令》上说:山林之中,薮泽里面,如果能从中获取些菜蔬食物、禽鸟走兽之类,那都是大自然为百姓所设造的;有谁与百姓侵吞豪夺的,其罪不赦。这告诉圣上引导百姓而不禁止,接通有无以济养百姓的道理。《周礼》中虽然有禁止豪夺山川的条文,那目的正是防备山川之产被很快耗尽,为的是让人民取之有时,这就是所谓保护山川是为公众利益,更是为百姓守住山川财富而已。更何况一家之长,恩及子孙,一朝之君,泽被天下,都是说的厚生养财,为国家的兴旺发达打算。没有听说过位处父母尊位,但却吝惜食物;富有万物,但却一针一线都动不得。而今,老天为黎民百姓生盐,国家成为天下万民的障蔽,圣上凭借它获得好处,这就是所谓专任口福而四肢不受益处啊。况且天下百姓每年贡献粮食布匹。四海所有,奉养陛下一人;军国所需,取自百姓。身为天子,你何必担心贫困,而要禁止百姓去开发一个池子呢。

  “古代君主,都十分爱护百姓,或者利用水火以供百姓之用,或者筑巢造舍教民居住,或者教民耕种以免饥荒之苦,或教民织布以障体保暖。所以周《诗》称:‘教之诲之,饮之食之’,这都是古代君王抚爱教导百姓,为天下众生谋求实利的例子。臣下我天生愚钝,不识道理,见识短浅,每每看到上古帝王爱民实迹,时时读到后来记述君主聚民税收的书,未尝不感叹上古帝王的胸怀远大,后来者的度量狭小。而今伪诈弊端相承不断,仍收市肆之税;大魏胸宽,只受粮食布帛的贡奉。这种举动,使远方百姓听说的,无不歌颂圣上功德。过去的..父因为不爱财宝而深得民心,《硕鼠》章描述接受财物而失却百姓。君王您的道义,如日月高悬;大魏简税政策,实在是惠民深远啊。有说法称财出府库,圣上吝惜,是臣僚们的福分;施与百姓恩惠,举措犹豫,是人君的祸患。大凡府库所藏。而且以不肯给予别人为灾祸,更何况府外的好处,哪能吝惜百姓得到什么利益呢?况且善藏财富的藏之于民,不善于藏富的藏于府库。藏富于民的,百姓高兴那么君主自然富有,敛财于府库的国怨沸腾而百姓贫困。举国上下,怨声载道,那就预示着教化有亏损,百姓贫困那君主也无从取财。臣下愿圣上您放松盐禁,使陛下恩泽广为被及。陛下可依照《周礼》设置川衡之官的方法,让他们监督引导百姓的行为即可。”

  皇帝下诏说:“百姓利益,深如奏章所陈。将此章交给群臣广为议论,然后定夺。”

  司徒、录尚书、彭城王元勰,兼尚书邢峦等启奏说:“甄琛所列举的,言论宏富,大体上面面俱到,没有什么可挑剔的。但是,我们担心这会不会空坐谈理,道理很好,实行于事,则有欠缺,因此就该采取谨慎的态度,不能过早地说‘行’。臣等私下考虑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,没有不明白其胜利的途径,懂得其远大的道理,所以等到拯救世事,便行动合于节度。假若君主想让天下丰盈而不漫溢,节俭而不导致弊端,差使百姓、供养黎民的信息,都在奏疏之中了,节约俭省,取获有度,让百姓生活舒坦,道理大致如此。假如不像这样,那要君王干什么?假如人君听任百姓生产,放任百姓获取所需,那就会出现万物成为刍狗的现象,很可能导致什么都荡然无存的局面。从大道理出发,恩惠便会产生,万民奉养君主,君主恩泽万民,卑贱与高贵的道理睦顺通明。然而,实际做起来,虽然恩泽惠施既已交接,拯救万民的措施也很多,但我们仍担心天下之财不济国用,圣上恩泽未必能惠及百姓。所以要心怀多方以了解百姓感情,制定法规以实行圣上意愿。至于获取山川财货,是因为百姓贡赋不丰;收取市贾之税,是要增加一些国库储备。收取这收取那,并不是为了其有利于自己;躲开这接受那,也不是为了奉养己身。这就是所谓敛集天地所产,惠施天下万民,假借造物主的财富,赈济造物者某些方面的贫乏。征收商人税利是为了提供国家战伐所需,让百姓贡赋目的在赡养卫国力量,取财用财,都有各自的道理。禁止百姓开发这个渊池,不是专从大官的需要出发;敛聚这些布帛,又怎能说是后宫所需呢。既然好处不在自己,彼我一个道理,就像聚敛与散发财货一样,那有什么可吝惜的呢?况且税收的本意,是使事有可求,本来是希望能够济养百姓,并不是为了私自藏贮财货。不像这样,那过去的贤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?正因如此,后来治理国家的,没有谁更改此类条文。所以先朝检校类条文,从人情物理出发,大小必校,从鉴如流,(疑)仍恢复盐禁。然而自盐禁实行以来,有关部门大多怠惰,实行的时候,往往走了原样,于是便让百姓怨声四起,商贩议论纷纷,这是执行政策的人没有方法,并不是制定政策的人有什么过错。而今,此事一出,致使朝廷明识之士,辨其原委,如果就此作罢,臣等担心失信于民。一行一改,法律的实施就像下棋动子一样,那怎么行呢,我们认为应当把条款中最重要的东西检寻出来,照先前做法依旧实施。”于是,皇帝下诏书说:“收取盐业之税,本是自古如此,然而各代从有利于百姓而制定政策,政策各代之间也不尽相同,但只要能使民富足,益于教化,便是道理所在。甄琛上的表,的确可称作是有助于治理国家,可照文前半所陈述,让公私并立,山川之利官民一同拥有。尚书应当在禁止豪强强取豪夺方面痛下功夫。”

  皇帝又下诏书让琛参与八座讨论国事。不久甄琛就当上了中尉,常侍官职如故。又迁任侍中,为中尉。甄琛胆小怕事,所任不能纠治显贵,所有被他弹劾的人中,大都是下层官吏。当时赵修正得宠,甄琛一头扎进他的怀里,跟他抱成一团。甄琛的父亲甄凝任中散大夫,弟僧林为本州别驾,都是托付赵修向上传达的。等到奸诈的事情败露,明天准备收审,今天甄琛才列举其罪状。等到他看到刑官抽打赵修,恻隐之心还是油然而生,但等到他对别人说,就成了:“赵修小人,脊背就像土牛一样,特别经得起鞭打。”有识之士对他颇有看法。赵修死的第二天,甄琛与黄门郎李凭也以“朋党”之名被召往尚书处,兼尚书元英、邢峦穷究二人阿曲逢迎赵修的情况。甄琛先前拜官,有关官员都来了,邢峦出来晚了些,甄琛对邢峦说:“卿您死到哪里去了,这么晚才出来?”说的虽是玩笑话,但邢峦动起火来,一直耿耿于怀。碰到这次机会,刨根问底,极为仔细地盘问甄琛。司徒公、钅录尚书、北海王元详等人启奏说:“为臣听说党人成为祸患,自古以来,为人痛恨;结党成奸,为政所忌讳,即使身为宠臣,只要是党人,一定得诛杀,这些都是为了保存国家大公,保护先王所创基业永固长存的做法。我斗胆考虑陛下承袭先王明识,探幽鉴匿,即为近臣,当责不贷,一切都按国法办事,审时度势,这使国家大政蔚增光辉,可保江山永泰平安。臣的看法:侍中、领御史中尉甄琛,身居执法高位,纠邪摘非,是其职责,风气不正,都应弹劾纠正,何况赵修奢侈暴虐,恶名远扬,侵吞公有,豪夺私产,朝野上下,切齿痛恨。但甄琛却从不上疏陈奏,反而与其来往密切,交接结党,成为其重要朋党,朝内朝外,互相照应,互相勾结、互相吹捧。让本是平民的父亲,跃登正四品的高位;七品之弟,连跳三级官阶。这种做法,亏损先王所立的选举大法,给圣贤明达的官员脸上抹黑。甄琛又与武卫将军、黄门郎李凭互为表里,凭兄被封官,甄琛知而不说。等到赵修恶迹败露,甄琛方才弹劾。赵修生时,甄琛等全都趋炎附势,被诛之后,则又摇身一变,大加批评,窃天之功以为己有,对上瞒欺朝廷;对下哄骗百姓,甄琛的为人卑鄙奸诈,在这一点上,暴露无遗了。不诚实,不忠耿,实在应该贬官放逐。谨按刑律规定,请求除去官名。其父身为中散大夫,实际上是窃居其位,即使是皇族帝孙,也无此先例,这既然来得不伦不类,请求收回官职。甄琛攀附赵修,把他看作亲戚、靠山,跟他交游,不按常规,或是早晚出入赵修府门,或是每逢吉凶之事,便密谋商讨,以至于降低身份,拜揖赵修家人,他的妻子也与赵修儿子相见,甄琛每有家事,一定先托付赵修。如此这般,玷污清明皇风,搅坏世俗风化。这种恶劣的情况都不纠正,那凭什么去纠阿正谀,奖拔忠直之人呢!臣请求免去甄琛官职,以正风气。”奏陈被认可。甄琛于是被罢去官职,送回家乡,他左右牵连被罢黜官职被处死的有三十多人。

  甄琛为官之初,他因为父母年迈力衰,经常请求皇上免去他的官职让他回家服侍,因此,高祖授予他家乡州长史。等到甄琛官名显达,不再请归。这次遭际,他才回家专门供养父母。几年之后,母亲去世。他的母亲是钜鹿曹氏人,有孝性,丈夫家离自己父母家里有百里之遥,每次她弄到鱼肉菜果之类美味佳肴,一定要仆人送些给父母吃,然后她才开始食用。甄琛母亲丧服没有满期,父亲又去世了。琛在父母坟茔内,亲手种下松柏,隆冬腊月,挖土挑水。乡亲父老十分同情他,都来帮忙。十多年中,坟墓修好,树木葱荣。甄琛与弟甄僧林发誓兄弟二人一起生活到老。在家乡买田置产,亲自耕种,经常呼鹰唤犬,出门打猎,借以自娱。朝廷有什么大事,还上书陈奏。

  过了很长时间,皇帝又任命他为散骑常侍,领给事黄门侍郎、定州大中正。又大为皇帝亲近宠幸,黄门内大小事情,全权由他负责,出则参与尚书事务,入则为皇帝出谋划策。甄琛,高祖时兼任过主客郎一职,迎送萧赜出使彭城刘缵,甄琛钦佩刘缵的才气风度,经常言于歌诗。刘缵的儿子刘日折任朐山驻守长官,日折死之后,家属迁入洛阳。刘日折有个姑娘,年龄不到二十岁,而甄琛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,他娶姑娘为妻。结婚那天,皇帝下诏为甄琛操办酒宴,甄琛十分高兴,世宗经常为这老少配开甄琛的玩笑。卢昶在朐山战败之后,皇帝下诏让甄琛前往检察调查。

  后迁任河南令尹,加平南将军,黄门侍郎、大中正官职照旧。甄琛上表说:“《诗》说:‘京邑翼翼,四方是则。’说的是京师是国家四方的根本,社稷安危都依赖它,不可不清正。所以,从前国都在代州时,祸患不断、盗贼众多,世祖太武皇帝亲自发愤图安,广泛设置主司、里宰等官职,这些官员都从那些令长及五等男爵的后代有谋略的人中提拔。又广设吏卒武士,为其羽翼,提高他们的待遇,尊重他们的劳动,这样,不安定因素才得以消除。而今迁都以来,国土面积增加,四面八方,赴会京都,事情超过都处代郡的时候,天下人士,杂集京师,难以一一查明掌握,以致寇盗公行,劫害行为不断出现,究其原因,是因为行市混杂,难分鱼虾,有关部门暗昧软弱,不能胜任检查纠察责任必然产生的结果。大凡要人对付坚硬的木头,必定要为他选择好的工具。现在的河南郡是陛下您的坚木,各种人盘根错节,混杂在一起。六部里尉等部门官员便是攻坚的利器,不是贞直刚精锐利无敌的,则无法治理好京都。现在陛下您选择的令尹既不是良才,里尉等官也是柔软的铅刀,而陛下想要整顿京邑,恐怕难以达到预期目的。里正是流外四品之职,职位轻贱,责任琐屑,大都是下等官员,人人苟且偷安,不能行使督察之责,所以才使得盗贼奸邪横行霸道,各种赋税,失去常理。而边外小县,所统领的人数不过百十来户,但往往却以将军任职。京都诸坊,大的有千户、五百户之众,而且其中居住的都是王公卿尹、皇亲国戚之类高官显贵,豪绅猾吏,仆役奴隶,杂居其间,这些达官贵人往往私养奸恶之人,而他们高门广宇,不能随便干预。还有州郡侠胆的人,客居京都,私自交结贵戚,连群结党,暗地里欺行霸市,这比起边境小县,情况要复杂得多。现在朝廷以边事为难,京师治理容易,实在是不妥的做法。大凡王都制定法律,都根据情况随时有所改变,改弦易调,是明主当务之急。先朝确立品位高下,不是一说就定下来,而是根据实际情况,不合实际便着手更改。现在清闲官职,犹且高官兼任,况且烦杂重要的事务,怎能马马虎虎、拈重如轻,随便委职呢?我请求选取武官当中八品将军以下精干忠直的人,以本官待遇,任里尉之职,各自享受其应得俸禄,高的任六部尉,中等的任经途尉,下等的任里正。如不这样,臣请求稍稍提高里尉官职品位,选择本处下品中的本应升迁的人,充当此项官职。如果这样,则会让他们职重责任也大,京师就会气象太平,陛下身边就会安定。”皇帝下诏说:“里正可进品位于勋品,经途官员从九品,六部尉从正九品官员中提拔,就不必从武将中选拔这些官员了。”甄琛又启奏皇上以羽林军作为巡逻力量,巡逻在坊巷之间,纠察盗贼。从这以后,京都治安秩序大为好转,至今仍太平无事。

  转任太子少保,黄门侍郎官职依旧。大将军高肇讨伐蜀乱,皇帝任命甄琛为持节使,代抚军将军,统领步、骑兵四万人为前锋都督。甄琛部队到了梁州獠亭时,适逢世宗逝世,班师回朝。高肇死了之后,朝廷认为甄琛是高肇党人,不宜再参与朝政,便命他为营州刺史出任外职,加安北将军。一年后,让光禄大夫杨思穆代替他的官职,当时甄琛都六十五岁了,于是他在中山闲居,很久以后,才到京城。被任命为镇西将军、凉州刺史,朝廷仍然认为他与高肇过从密切,不愿让他留在京师。不久又征召拜授太常卿,仍然以本将军出任徐州刺史。等到入京辞别肃宗,甄琛以年老体弱为由不愿赴任,皇帝下诏任他为吏部尚书,将军职位照旧。不久,又命为征北将军、定州刺史,衣冠锦绣,游历治地,心情大为舒畅。甄琛治州严厉刻苛,没有声誉。崔光不愿接受司徒之职,甄琛给光写信,表面贬责,实际附和。崔光揣度他的意图,回信称赞以取悦于他。不久又征召入京,授予车骑将军、特进等衔,又授官侍中。因他衰老,皇帝下诏赐给他御府杖,每天早晨拄杖上朝,出入禁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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