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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亮传

  陈亮字同父,婺州永康人。陈亮出生时,目有光芒,成人后,才气超凡。陈亮喜欢谈论兵事,且思维敏捷,论议风生,数千言的文章可一挥而就。陈亮曾经用心考察古人用兵成败之得失,并著有《酌古论》。郡守周葵读此书后,主动与陈亮商讨,从而发现了陈亮的才华,他预言不久的将来,陈亮定为国士,于是将陈亮请为府中上客。后来周葵担任执政,凡遇朝士禀事,必令其拜会陈亮,陈亮因得结交一时之俊杰,并可以淋漓尽致地发表自己的议论。周葵还将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荐与陈亮,说:“读此书,可以精通有关性命之学说。”陈亮接受此书后,经过研究而达到极高的造诣。

  隆兴初年(1163),宋与金议和,天下之人虽有悲伤之情,但也只好无奈地认可这个事实。然而,只有陈亮不以为然。他在获乡试第一名后,向朝廷上《中兴五论》,未受重视,之后,陈亮退修于家,许多学士都聚其门下。他在家中讲学著书达十年之久。

  起初,陈亮曾环视钱塘江水,并发出感叹“:城可灌也。”因为钱塘之地下水与西湖相连。淳熙五年(1178),孝宗即位已有十七年之久,陈亮改名陈同,并赴朝廷上书曰:

  “唯我中国,禀天地之正气,为天命所钟爱,为人心所向往,是衣冠礼乐之精萃所在,百代帝王相承之所。现在,其虽拥有衣冠礼乐之萃,却不得不偏安一隅,虽天命人心未失,然岂能以此为可久安无事的保证呢?天地之正气久已被蒙埋而不得驰张,势必有所发泄,况且,天命人心并非偏安一隅而可以长久保持的。

  “国家拥有二百年太平之基础,这是三代所不及的,徽、钦二帝被俘之痛,也是汉、唐所不曾有的。遥想南渡之初,君臣上下皆痛心疾首同仇敌忾,誓不与金贼共存,因而能够于奔败之际而战胜强悍之敌。至秦桧倡邪议以阻抗金行动,大批忠臣义士屈死南方,而天下之刚气因此而怠惰了。三十多年来,虽然从西北、中原迁移东南的人们尚在苟且为生,但对君父之大仇也已淡忘了。自非金海陵送死淮南,也不知道兵戈为何等事物。更不谈期望他们能愤故国之耻,而同心协力执戈放箭了。

  “如果说靖康之耻业已久远的话,那么,海陵之祸则发生在陛下即位前一年。只有陛下一个奋不自顾,发誓要重振国威,但天下之人安然自得,若无其事,且发一些奇谈怪论,认为陛下好大喜功,不计后果。在这种情势下,作为皇帝陛下也不能以崇高之势去力挽狂澜,只得隐忍于今,其间经历了十七年。

  “春秋时期,君臣父子之间有相互戕杀之祸,但整个社会尚为安定。但孔子独以为,三纲既已不复存在,则人也异化而为禽兽了。孔子为此奔走呼号,却始终找不到共鸣之声,因而立志写《春秋》,希望以此书扼制乱臣贼子。现今社会淡忘君父之仇,此非长治久安之道。应使学者学习孔子之道,陛下应有所作为,而不是苟安无为。南师之不出击,于今有多年了,难道是没有一位豪杰能勇于担此重任吗?不是的。因为豪杰要有所表现也必须选择一定的时机。如果国家不能主动奋起抗敌,一旦时机成熟,必将由豪杰自觉起来抗敌。朝廷不可仗恃有衣冠礼乐之文明,祖宗积累之深基,就以为可以久赖天命人心而居安无事。‘皇天无亲,惟德是辅,民心无常,惟惠之怀’。自三代以来的圣人都非常清楚这个道理。

  “春秋之末,齐、晋、秦、楚皆衰落了,而吴、越之国兴于小邦,一度处于主宰其他诸侯的地位。黄池之会,孔子感到甚为痛心,因为它似乎表明中原国家无能人。这是现今儒者所不谈的事情。现在金朝根基已固,我们不可能轻易将其消灭,而且国家也没有在这方面做充分的准备,也不可轻率地大举出击。劝陛下积财养兵,以待时机。臣以为,通和之约,造成上下之人的苟安心态,两次割地之举,也为人们所首肯。宋金和议,至今已有十多年,凡今日之筹划方略者,他日因老迈只能运筹帷幄,而今日纨绔少年,他日将用以决战疆场,府库充盈,无非财也,介胄鲜明,无非兵也,假使发生战争,我方必败无疑。为什么呢?因为人才只有使用才知道是否有能力。坐谈能力是不足以依恃的。军备到用时才知够不够,平常装满府库不足仗恃。陛下此时庆幸无事,庸俗吏员都可以当官号令,执行陛下使命,而陛下也认为这些人好使唤,致使许多有才之士不能施展其才能,随着岁月流逝,他们就将老而无奈了。臣因此说:通和之约,造成上下之人的苟安心态,也使割地之举变得顺理成章。

  “东晋百年之间,南北之间不曾通和议,所以其大臣将领能东西驰骋,涌现了许多可用之才。现在,如果不通和好,人们总有敌兵压境的感觉,因而唯恐通和被破坏。即便是陛下,也不得不顺应这种潮流。过去金人草居野处,往来无常,使我方不知如何戒备。它可随时出兵骚扰我方。现在情况不同了,金朝城郭宫室,政教号令皆同于中国,点兵聚粮,文书往返,动则需相当长的时间,若一方有警,也能引起三方骚动。这种状况就制约它不能轻易出兵侵扰我方。然而,如果朝野之士真有敌兵压境的警觉,这未尝不是国家之福气。朝廷应善于起用英雄,使之为国争天下,而不应以通和怠惰其心志。

  “晋、楚两国交战于必阝,栾书认为:‘楚国自从攻克庸以来,其国君时常训戒国人说:民生之不易,祸至之无日,不可怠惰戒惧之心。国君还时常训戒士兵说:胜利不可常保,纣王虽战功卓著,但因其忘乎所以,最终也落得丧命无后的下场。’后来,晋、楚休战于宋国,子罕认为‘:战争能威镇邪恶而维护文德,圣人能很好地利用它,而乱臣总是因惧怕而废弃它,这一兴一废之间,能展示出存亡昏明之心术。如一味舍弃战争,就是一种毁道和欺蒙诸侯的行为。’人心是不能骄惰的,军威是不可废弃的,故虽成、康拥有太平之世,仍保留有所谓四征不庭、张皇六师。这也就是李沆极力反对真宗与辽议和的原因所在。况且现今南北成抗衡之势,如废兵以惰人心,使人们安于忘记君父之大仇,而置中原大地于不顾,就只能投合昏庸之人的意愿,执政者之失策将因此而更加严重。陛下为什么不能倡明大义,而断然与金决裂呢?

  “贬损车驾,坐正殿,陛下当痛自悔责,发誓复仇,以此激励群臣,振作天下之士气,鼓舞中原之人心。如此一来,虽未出兵,而人心不敢自惰了;东征西讨,就会涌现大批人才,盈虚相辅,军粮就有了保证。那些狂妄之辞就会不攻自破,懦庸之人就会不斥而自退。有才之人纷纷而出,只待陛下起用。云合响应之形势,非安坐可以得来。臣请为陛下陈说国家立国之本末,且策划今日大有为之方略,论述天下形势之消长,而提出今日大有为之机谋,愿陛下细听之。

  “唐朝自肃宗、代宗之后,朝廷渐渐失去权柄,而藩镇割据势力大长,他们专有土地和人民,自用甲兵财赋。官爵由其自命,致使许多人才尽心为其效命,终于造成一种君弱臣强、正统数易之祸乱。宋太祖当朝后,四方诸国被先后平定,节度使也自愿接受朝廷统制。各州郡也直接受制于京师,以京官权知其事,且规定三年一换官,地方财税,统收于漕司,而兵士各归于郡县。朝廷以一纸之令下于郡国,如臂之使指,莫敢有违。凡小官微职,概由朝廷任命,天下之势遂归一统。京师重地,以重兵把守,郡国也各有禁军,此乃天子使其自守其地的方法。兵皆天子之兵,财皆天子之财,官皆天子之官,民皆天子之民,纲纪总揽,法令明备,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。士以标准录取,官以资格晋升,不求意外之奇才,不慕绝世之奇功。天子昼夜忧勤于其上,以义礼廉耻正士大夫之心,以仁义公恕厚百姓之生,全天下皆处于规矩准绳之中,因而才奠定了二百年太平之基。

  “然而契丹遂得以猖狂放肆,敢与中国抗衡,俨然是南北两朝,而无主从之区别。小小澶渊一战,中国之势力被削弱,根本虽厚而不可稳立。因此,庆历年间增加对契丹的岁币一事,富弼认为是朝廷之奇耻大辱,因而终身不敢自论功劳。因为契丹下征令,是主子的威风,天子供贡,乃臣下之礼节也。契丹之所以能取胜中国,是其力量长期积蓄的结果。它在立国之初,势力的发展就显现出征兆。为此,我祖宗皇帝常严庙堂而尊重大臣,常宽郡县而重信守令。在法度之内,不曾为难天下之富商大贾,在常规之外,大力褒奖天下之英俊豪杰,这些措施有助于造成立国之大势,能够防备内外忧患的出现。

  “庆历年间,诸大臣也曾愤中国之大势不振,然而,其新政举措使群臣争相发表自己的观点,法令也为之变易,这样一来,朝廷就失去了威严;另外,加重按察使的权力,使之邀功生事,便又降减了郡县的地位。虽然章得象、陈执中等人对之有所阻止,但因他们本身无所主张,无所建树,也难免遭他人的排挤与弹劾。庆历新政中,有关破除旧例、不拘一格选用人才、劝农桑、务宽大等措施有合理的因素,但其主要的改革思路和措施是错误的。这也就是它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,枉费仁宗皇帝一片苦心的原因所在。

  “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,迎合圣意,但其变法的实质是要收天下之兵尽归朝廷,另行教练以达强兵之目的;是要括郡县之利尽入朝廷,别行度算以达富国之目的。其青苗之法,唯恐富民之不困乏;均输之法,唯恐商贾之不损折。罪无大小,动则兴狱,士大夫因畏罪只好缄口不言;西北两边军政皆委派其亲信统辖,豪杰英伟因而耻于受其役使,王安石的聚敛措施使神宗皇帝误以为兵财之数巨大,遂毅然决定南北征伐,结果不仅圣意不能实现,天下之势也毫无振兴。王安石的错误在于:他不知道朝廷之所以没有立国之势,症结在于文法太密,事权太分,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依恃,兵财太集于上而重迟不易举发。神宗误用上述四点以助其势,而王安石也竭之不遗余力。所以说,不知立国之本末者,真不足以谋国也。元..(1086~1094)、绍圣(1094~1098)一反一复,正好为金人侵侮于我提供了帮助和机会,哪里还能指望其能振兴中国以威慑四方呢?

  “南渡以来,朝廷大抵遵循祖宗之旧法和遗训,虽小有因革增损,但无关举足轻重,如赵鼎等人本来就不懂变通之理,秦桧更无耻事仇,矫饰太平,欺瞒君臣,其罪可杀。陛下愤王业之屈辱于东南一隅,厉志复仇,难免想凭借天下之兵以为强盛,想搜括郡县之利以达富裕。加惠百姓,而使富人无五年之积蓄,不重征税,而使大商无巨万之家藏,国势也日益困竭。臣担心尺籍之兵,府库之财,不足以支危急之用。陛下日思夜想,期达中兴日月之功,以纯墨取士,以文法处事,圣断裁制于朝野,而大臣空有其名,胥吏只知坐行条令,官僚机构相互推诿责任,致使人才变得日益卑微和卑鄙。臣以为靠文取士,依资格升官,不足以受重用。当初太祖制定天下之大政方针,到太宗时已不能全然应用。陛下如能依太祖之意行事,即可开社稷数百年之基础,如果不是这样,便难以维持社稷国家,臣担心祖宗留下的积累也要失去了。陛下如听臣之建议,则能知晓今日大有为的方略了。

  “五代时的吴国与蜀国皆禀天地之偏气,钱塘更为吴国之一角,唐朝衰落时,钱艫在此地潜心经略,终于建立了吴越国,因为他认为吴国较小,不可能完全独立,所以常朝事于中原大国,宋朝建立后,其子钱亻叔以其家入开封,并主动献出国土。因此,钱塘之地在五代时遭兵难最少,因而在宋立国后的二百年间,此地的人物日益繁盛,终于独领东南之风骚。到了建炎(1127~1130)、绍兴(1131~1162)年间,钱塘曾为六军所驻之地。当时就有人认为钱塘之地不足以扩张形势而图恢复大业,而秦桧却于此扩充官僚机构以展礼乐。其实,钱塘这个地方的风俗本来就崇尚华靡,加之士大夫再建园囿台榭,以乐其生于干戈之际,上下晏安,终使钱塘成为小小乐园。弹丸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,而坐镇且五十年,所以钱塘的山川之气业已消耗殆尽。其谷粟、桑麻丝之利,一年不如一年,禽兽、鱼鳖、草木之生,一天不如一天,而上下之人皆不以为异。公卿将相大多为江、浙、闽、蜀之人,而人才也日益枯竭。官场之士以十万数,而文墨小有成就也足以称雄其间。陛下据钱塘已衰之气,用闽、浙日衰之士,而想鼓动东南苟安脆弱之众,向北恢复中原,这将是十分困难的事情。

  “荆州、襄阳之地,在春秋时,楚国据此以虎视齐国和晋国,而齐、晋不能屈服。及战国之际,独能与秦国争雄。其后三百年,光武帝兴起于南阳,与之共事的大多为南阳故人。又过了二百多年,荆、襄遂为三国交据之地。诸葛亮由此起辅刘备,荆楚之士从者如云,而刘备赖以复存于蜀;周瑜、鲁肃、吕蒙、陆逊、陆抗、邓艾、羊祜等人皆以其地闻名。再过百余年,晋氏南渡,荆、襄常雄于东南,而东南也往往倚之以为强,萧梁竟以此地而替代齐国。待荆、襄之气消耗无余时,隋、唐以来它便成为偏方下州。五代之际,高氏独常臣事诸国。本朝二百年之间,荆、襄降为荒落之邦。北连许、汝二州,人烟稀少,土产卑薄,有名之人可谓寥若晨星。建炎、绍兴之际,群盗出没其间,而横遭践踏,到如今,此地虽为宋、金分划交据,但往往不被看重。因为粮食不能由此产生,军队也不可据此而推进,议者也许以此为忧,而不知其势足可利用。臣以为,荆、襄之地虽为偏方,然而,没有偏方之气五、六百年都不发泄的情况,何况其东通吴地,西连巴蜀,南及湖湘,北控关洛,左右伸缩,皆足以为进取之用。现今如能开垦其地,洗新其人,以发泄其气而用之,使足以接关洛之气,则可以争衡于中国了。荆、襄之地是形势消长的关键所在。

  “陛下应慨然移都建业,官僚机构皆从草创,军国之仪皆从简略,又做行宫于武昌,以示不敢安居建业之意;平常以江、淮之军防备金人入侵,而精心挑选一位有勇有谋、有胆有识之人,委以经略荆、襄之重任,宽其文法,听其废置,励精图治三、五年,则国家之势有望形成。

  “石晋丧失卢龙,酿成开运之祸,太祖皇帝起初从郭太祖征讨,最终平定了天下。其后,契丹在甲辰(1004)败于澶渊,而大中祥符年间(1008~1016),真宗皇帝东封泰山,西祀汾阴,以告太平,为本朝极盛之时。又过六十年,神宗皇帝以丁未(1067)岁即位,国家之形势开始改变,又过六十年,丙午、丁未(1026~1027),遂为靖康之祸。也是在祸临之年,天降大任于陛下,且启发陛下北向复仇之志。今天距靖康之祸仅有十年。天道六十年一变,陛下当努力以应其变,不可苟安以磋砣岁月。

  “臣非奸佞,从小有驰骋四方之志,曾多次到行都。行都虽有人物如林,但其议论皆不足以启发人意,臣由此感到陛下有为之志无人理会。辛卯、壬辰之间(1169),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源,考古今沿革之变,以推及皇帝王伯之道,而得汉、魏、晋、唐长短之由,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矣。开始觉悟到,今世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的儒士,实际上都是些风痹不知痛痒者,举国上下安于君父之仇,而这些儒士还在那里拱手作揖空谈性命,真不知何者谓之性命。陛下容纳他们但不任用他们,臣因此而佩服陛下之仁;今世自以为懂富国强兵之术的所谓才臣,实际都是些狂妄蛊惑之人,他们平时不讲究立国之本末,而喜欢信口开河阔论富强,真不知何者谓之富强。陛下洞察他们而不尽用他们,臣因此而佩服陛下之明。陛下励志复仇足以感天命,笃于仁爱足以收民心,而拥有仁明更足以照临群臣偏极之论,此可谓百代之明君。然而到现在,皇帝陛下委任庸人,笼络小儒,以拖延大有为之岁月,臣因此不胜愤懑,也就不顾卑贱而进献愚策了。”

  陈亮上奏后,孝宗皇帝赫然震动,打算将其奏章张贴于朝堂,以励群臣,并仿用种放受召之旧事,召陈亮上殿,准备起用陈亮。左右大臣不知如何是好,唯曾觌理解陈亮,并想会见陈亮。因曾觌名声不好,故陈亮耻于见他,最后越墙而逃。曾觌因陈亮拒见自己,显得很不高兴,其他大臣特别厌恶陈亮的直言不讳,因而交相沮抑陈亮,乃有都堂审查之命。宰相按皇上旨意,找陈亮询问情况,因话不投机而产生隔阂。

  陈亮待命十日,再次赴朝上书曰:

  “恭惟皇帝陛下励志复仇,不肯即安东南一隅,是有大功于国家的。然而,钱塘为浮华奢侈之角落,如欲据此以图恢复中原是十分困难的,加之东南之民多安于现状,如欲依靠他们以图进取则更不容易。财止于府库,则不足以通天下有无,兵止于尺籍,则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。由此而产生了拖延之计,陛下原有之宏略大志也变样了。臣对此种状况不胜忧愤,因而虔诚做书,献于庙堂,希望能当面向皇帝陛下陈述立国之本末,而开大有为之方略;论天下形势之消长,而定大有为之机谋,力求符合太祖经略天下之本意。然而,臣待命八日,未得如愿以偿。臣担心天下豪杰胡乱猜测陛下之意向,从而影响云合响应之大势的形成。”

  陈亮又上书说:

  “臣臆想国家维持之计,至今已日见困穷,而太祖皇帝所制定的大政方针,至今犹可恃以长久,如能依其本意变通行事,则恢复大业不足为奇。然而变通之道有三种:有可以拖延数十年之策;有可以为一百五、六十年之计;有可以复开数百年之机。形势明朗而效果非常,非陛下聪明超越百代不能达成。臣不敢泄机于大臣面前,然大臣们拱手称旨求问,臣只好取其大体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。

  “其一曰:徽、钦二帝被俘之痛,乃国家之奇耻大辱,曾引起天下之人的公愤。五十多年来,虽然天下之气渐渐颓堕,不再牢记奇耻大辱,但陛下当与大臣共同振作其精神,以发泄其仇恨,使人人如报私仇,此乃《春秋》写卫人杀州吁之用意所在。

  “其二曰:国家之气候,是使天下人循规蹈矩以行事,群臣只求无过,哪有心思施展才华求意外之功呢?

  “其三曰:太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,取重文轻武的策略,所以本朝是以儒立国,儒道之振兴,独优于前代。今天下之士萎靡不振,实在令人厌恶,陛下当与大臣们反其道而教之,使其振作,一旦有急,便不至于缺乏人才,这样做也不违背太祖之本意,而东西驰骋以定祸乱,也不必专靠武臣了。

  “臣所以为大臣论者,其意大致如此。”

  陈亮上书后,皇帝打算起用他,但他笑着说:“我上书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,而非为了博取一官半职。”遂很快渡江而归。归家后,陈亮整天落魄醉酒,与乡邑之狂士长饮不止,醉酒后说些大话胡话,有犯上之嫌。有一士想陷害陈亮,将其醉酒之后所说的话密报刑部。刑部侍郎何澹曾为考官,没有录取陈亮,陈亮愤愤不平,所以多次骂过何澹,何澹因此怀恨在心,当他得到密报后,即立案审查。陈亮因而入狱,被打得体无完肤,落了个图谋不轨的罪名。孝宗得知这一情况后,曾密遣左右查访其事。及奏入取旨时,孝宗说:“秀才醉后妄言,何罪之有?”并抛其牍于地,陈亮遂得免罪。

  陈亮住在家里不多久,其家僮犯杀人之罪,恰巧被杀者曾经侮辱陈亮的父亲陈次尹,因而怀疑为陈亮的指使。此事告于官府后,家僮被打得死去活来,反复数次,仍不服。陈亮也被囚于州监狱。属台官言陈亮罪情严重,移陈亮于大理寺。当时的丞相察觉皇帝有救亮之心,加之辛弃疾、罗点称赞陈亮有才,所以竭力护佑陈亮,陈亮再次免于一死。

  陈亮屡遭大狱后,归家励志读书,所学十分广博。其学自孟子后惟推崇王通。他曾说:“研究义理之精微,以辨析古今之同异于分秒尺寸之间,推心论礼,以积累为工,以涵养为正,憔悴面容,弯腰驼背,则于诸儒诚有愧疚。至于堂堂之陈,正正之旗,风雨雷电交发而并至,龙蛇虎豹变幻而出没,推倒一世之智勇,开拓万古之心胸,自以为尚欠火候。”陈亮之意大概是指朱熹、吕祖谦等云。宋高宗驾崩后,金朝遣使前来吊唁,但金使态度傲慢,不以礼对宋。光宗由旧宅判临安府,陈亮感孝宗之知遇,赴金陵视察形势。之后,陈亮上疏说:

  “有非常之人才,然后可以建立非常之功业。要建非常之功,而只用一般人才,拟平常之计划,做平常之事情,是不能达到目的的。

  “秦桧以通和于金而误国二十余年,天下之精气已索然无余。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,已有二十余年,天下之士始知奋斗方向,其有功于社稷者,可谓数说不尽。高宗皇帝年迈时,陛下不想大举北伐,以免惊动高宗慈颜,只能压抑心思,俯首敬老。陛下孝道之盛,可谓史无前例。现在,高宗皇帝已经驾崩,天下之英雄皆仰首以观陛下之举动,陛下隐忍仇恨二十年,且积聚了天下之精气,能够在顷刻间消失吗?

  “天下是不可能坐着等来的,军队也不可能只胜不败,驰骋奔战不宜于年高德尊之人。太子居内为监国,行外曰抚军,陛下为什么不在此时册命太子为抚军大将军呢?让他巡视建业,兼统诸司,尽护诸将,设置长史司马以专其劳;而陛下在宫廷操制人才,协调天下,以不变应万变,这就是肃宗册命广平王之原因所在。

  “高宗与金朝有父兄之仇,生时不能报仇,则死时必寄望于子孙。现在,宋对金礼义有加,且不断奉送金帛宝货;而金朝在高宗驾崩后,仅派一使前来吊唁,其使来后,态度傲慢,如临小邦,所致之哀悼之辞也寥寥数语,且不恭不敬,仁人义士对此痛切心骨,岂能因陛下圣明智勇而咽下这口气呢?

  “陛下若以大义为正道,以抚军之言为可行,就应当先经营建业,然后派太子亲临此地。今年底策划北伐之谋,为了经营好建业,振作天下之士气,陛下当与金决裂。如此一来,陛下的复仇之志将很快得以实现。希望陛下能听一听臣的意见,用其喜怒哀乐之权来鼓动天下。”

  陈亮这篇奏疏的用意在于刺激孝宗恢复信心,而此时孝宗将内禅光宗,陈亮的意见被搁置一旁,朝廷中许多人将陈亮视为狂怪。

  先是,乡人会宴,特置胡椒于陈亮面前的盘碗中,这是其对待怪异之人的一种方法。宴后,与陈亮同坐一起的人回家后突然暴死,人们怀疑死者是吃了有毒的食物,遂报官备案。当时,吕兴、何念四殴打吕天济将死。吕天济恨曰“:陈亮指使他们杀我。”县令王恬认为有此事,台官指使监司选酷吏刑讯逼供,但终无所获,陈亮被移往大理寺,众人都以为陈亮必死无疑。少卿郑汝谐在看了陈亮的辩词之后,惊奇地说:“陈亮乃天下奇才。国家如果杀无罪之士,就将上干天和,下伤国脉。”并且极力陈说于光宗,在光宗的干预下,陈亮遂死里逃生。

  不久,光宗策考进士,问以礼乐刑政之要义,陈亮以君道师道对答,说“:臣下以为陛下在孝宗皇帝当政的二十八年时间里,无时不在为父皇分忧解难,而问安视寝之余,察言观色,了解到父皇的心思及抱负甚多,并将重大方针身体力行,哪里仅仅是一周看望父皇四次做给京城人看的呢?”当时,光宗因不朝拜皇华宫,正受到群臣进谏,光宗十分反感。陈亮的答卷让光宗喜不自禁,因为陈亮认为光宗是善处父子关系的。本来陈亮获进士策考第三名,但光宗因偏爱这份答卷,将其擢升第一名,后来光宗得知第一名为陈亮,大喜曰:“朕之眼力果然不错。”孝宗在南内,光宗在东宫,闻陈亮获第一名,皆感欢喜,所以赐第告词说“:你早以艺文首贤能之书,后以论奏动圣上之听,亲阅答卷,嘉奖其一贯所为,擢置进士第一,此乃上天有意遗留于朕也。”之后,陈亮被授佥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,还未到任,即突然去世。

  陈亮中进士第回家的时候,其弟陈充前来迎拜,兄弟俩相拥而泣。陈亮对弟说“:假如将来有一天我富贵了,当首先报恩于你,我死的时候也可使先人含笑九泉了。”听者感到黯然神伤。陈亮一生志存经济,讲求信义,与人肝胆相见。与人交谈,必本于君臣父子之义,虽为布衣,却积极推荐人才。陈亮家境一般,但见奇人寒士就接济衣食,一直坚持这样做。他去世后,吏部侍郎叶适奏请朝廷,破例命补陈亮一子为官。端平初年(1234),赐陈亮谥号曰“文毅”,又提拔其一子为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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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一:郑樵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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