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僧虔《诫子书》代表高门氏族在宋末的心声。

公元479年　本年
王僧虔《诫子书》代表高门氏族在宋末的心声。

《南齐书•王僧虔传》说：“僧虔宋世尝有书诫子曰：知汝恨吾不许汝学，欲自悔厉，或以阖棺自欺，或更择美业，且得有慨，亦慰穷生。但亟闻斯唱，未睹其实。请从先师听言观行，冀此不复虚身。吾未信汝，非徒然也。往年有意于史，取《三国志》聚置床头，百日许，复徙业就玄，自当小差于史，犹未近仿佛。曼倩有云：‘谈何容易。’见诸玄，志为之逸，肠为之抽，专一书，转诵数十家注，自少至老，手不释卷，尚未敢轻言。汝开《老子》卷头五尺许，未知辅嗣何所道，平叔何所说，马、郑何所异，《指例》何所明，而便盛于麈尾，自呼谈士，此最险事。设令袁令命汝言《易》，谢中书挑汝言《庄》，张吴兴叩汝言《老》，端可复言未尝看邪？谈故如射，前人得破，后人应解，不解即输赌矣。且论注百氏，荆州《八帙》，又《才性四本》《声无哀乐》，皆言家口实，如客至之有设也。汝皆未经拂耳瞥目，岂有庖厨不脩，而欲延大宾者哉？就如张衡思侔造化，郭象言类悬河，不自劳苦，何由至此？汝曾未窥其题目，未辨其指归；六十四卦，未知何名；《庄子》众篇，何者内外；《八帙》所载，凡有几家；《四本》之称，以何为长。而终日欺人，人亦不受汝欺也。由吾不学，无以为训。然重华无严父，放勋无令子，亦各由己耳。汝辈窃议亦当云：‘何日不学？在天地间可嬉戏，何忽自课谪？幸及盛时逐岁暮，何必有所减？’汝见其一耳，不全尔也。设令吾学如马、郑，亦必甚胜；复倍不如今，亦必大减。致之有由，从身上来也。汝今壮年，自勤数倍许胜，劣及吾耳。世中比例举眼是，汝足知此，不复具言。吾在世，虽乏德素，要复推排人间数十许年，故是一旧物，人或以比数汝等耳。即化之后，若自无调度，谁复知汝事者？舍中亦有少负令誉弱冠越超清级者，于时王家门中，优者则龙凤，劣者犹虎豹，失荫之后，岂龙虎之议？况吾不能为汝荫，政应各自努力耳。或有身经三公，蔑尔无闻；布衣寒素，卿相屈体。或父子贵贱殊，兄弟声名异。何也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。吾今悔无所及，欲以前车诫尔后乘也。汝年入立境，方应从官，兼有室累，牵役情性，何处复得下帷如王郎时邪？为可作世中学，取过一生耳。试复三思，勿讳吾言。犹捶挞志辈，冀脱万一，未死之间，望有成就者，不知当有益否？各在尔身己切，岂复关吾邪？鬼唯知爱深松茂柏，宁知子弟毁誉事！因汝有感，故略叙胸怀。”春泓按：王僧虔此书作于宋世，其中提到谢中书，即谢庄。《宋书•谢庄传》说：“(大明)六年……太宗定乱，得出。及即位，以庄为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，加金章紫绶，领寻阳王师，顷之，转中书令，常侍、王师如故……泰始二年，卒，时年四十六。”故谢氏得“谢中书”之称号，应在泰始元年。其中提到的袁令，即袁粲。《宋书•袁粲传》说：“(泰始)二年，迁领军将军，仗士三十人入六门。其年，徙中书令，领太子詹事，增封三百户，固辞不受。三年，转尚书仆射，寻领吏部。五年，加中书令，又领丹阳尹。六年，上于华林园茅堂讲《周易》，粲为执经。又知东宫事，徙为右仆射。七年，领太子詹事，仆射如故。未拜，迁尚书令，丹阳尹如故。坐前选武卫将军江柳为江州刺史，柳有罪，降为守尚书令。”他在泰始二年“徙中书令”，泰始七年任尚书令，故有“袁令”之称。《梁书•谢胐传》中袁粲有曰：“谢令不死。”盖谢庄曾任中书令故也，可相互印证。因捍卫刘宋，在昇明元年，袁粲被萧道成部下所杀。其中提及的张吴兴，即张绪。按《南齐书•张绪传》说：“张绪字思曼，吴郡吴人也……宋明帝每见绪，辄叹其清淡……绪长于《周易》，言精理奥，见宗一时。常云何平叔所不解《易》中七事，诸卦中所有时义，是其一也。”他是由宋入齐的人物。体味王僧虔此书所谓“设令袁令命汝言《易》，谢中书挑汝言《庄》，张吴兴叩汝言《老》，端可复言未尝看邪”？设若此时袁、谢及张当时都还在世，而三人中以谢庄最早凋零，故此书写作时间似不应晚于泰始二年。因王僧虔死于永明三年，享年六十，故在泰始二年，其年纪正好是四十一岁。而恰在此年，袁粲可有“袁令”之称号。然而按《南齐书》记载，王僧虔儿子有王慈、王志和王寂，王慈较年长(未必是长子)，他于永明九年卒，享年四十一岁，与其父王僧虔相比，年少二十五岁。另《梁书•王筠传》记载王僧虔还有一子楫，但是不明其行年。如果此书正写于泰始二年，当时王慈年方十六岁，则与书中提及“汝年入立境，方应从官”不合；而王志和王寂则更年轻，书中说到“犹捶挞志辈”，而王寂卒年二十一岁，故排除了此书写作的对象是王志和王寂的可能性，王僧虔此书应写给儿子王慈。当写作此书时，谢庄与袁粲应已不在人世，王僧虔本意是，若起死者于地下来谈玄的意思。当王慈在宋世将近三十岁时，恰应在宋昇明三年或稍前[1]。玄学重点谈论《老》《庄》和《易》，上述三人是宋后期玄学的代表人物，所以均兼修三者，而在王僧虔眼里则此辈各有擅长。

《清史稿•选举志二》：自甲午一役，丧师辱国，列强群起，攘夺权利，国势益岌岌。

《清史稿•选举志三》：光绪二十四年，湖广总督张之洞有变通科举之奏。

张之洞《劝学篇序》：今日之世变，岂特春秋所未有，抑秦、汉以至元、明所未有也。

张之洞《学术》诗并注：理乱寻源学术乖，父雠子劫有由来。

梁启超《饮冰室合集•中国各报存佚表》：自报章兴，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，汪洋恣肆，畅所欲言，所谓宗法、家法，无复向者。

胡先骕《评俞恪士觚庵诗存》：清季文人粗分之，约为五类：第一类为泥古不化，反对一切新事业者；第二类为清季所谓“清流”，深知中国如欲立国于大地之上，必不能墨守故常，政法学术，必须有所更张，然仍以颠覆清室为不道、辛亥革命为叛乱，不惜为清室遗老者，如沈乙庵、陈伯严、郑海藏、赵尧生诸先生是也；第三类为有志于维新，对于清室初无仇视之心，亦未必以清室之覆、民国之兴为天维人纪坏灭之巨变，而必以流人遗老终其身者；第四类为奔走革命、誓覆清室者，如章太炎先生是也；第五类则藉名士头衔，猎食名公巨卿间，恬不为耻，反发“诸夏无君出处轻”之谬论，甚或沉湎于声色，乃托词于醇酒妇人，如樊樊山、易实甫之流是也。

陈柱《中国散文史•清维新以后之散文》：清自光绪维新以后，政治学术为之丕变，文人作风亦为之丕变。

蔡寅《变雅楼三十年诗征序》：溯自玄黄剖判，人物孳乳，忧患之来，胎于文字。

陈三立《抱润轩文集序》：盖以通伯籍桐城，桐城自方氏、刘氏、姚氏迄于吴先生（汝纶），宗派流演相嬗而名者十数辈，其述作渊源见诸海内鸿彦硕儒推引称说，不可胜原。

汪辟疆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：诗坛旧头领一员：托塔天王晃盖，王闿运（附严咸、邓辅纶、高心夔、陈兆奎、夏寿田、杨庄）。

钱基博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：方今之世，文有古今之殊；而古文之中，又有魏晋、齐梁与唐宋之分，所谓歧之中又有歧焉。

高旭《漱铁和尚遗诗序》（光绪二十八年作）：自近八年中，适当十九世纪之末以至二十世纪之初，其文字界变迁之速率，至于不可思议，而影响恒及于政治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