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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攀龙编定《古今诗删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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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攀龙编定《古今诗删》。

公元1569年 本年
李攀龙编定《古今诗删》

是编选录历代之诗,每代各自分体。始于古逸,次以汉、魏、南北朝,次以唐,唐以后继以明,而宋、元诗不录,以彰显宋、元无诗之旨。王世贞《古今诗删序》,作于攀龙去世之后。序云:“李攀龙于鳞所为《古今诗删》成,凡数年而殁,殁而新都汪时元谋梓之,走数千里以序属世贞曰:是唯二君子之有味乎诗也,不有存者,谁与任殁者?世贞谢不敏,已喟然而叹曰:……夫以孔子之于诗,犹不能废游夏,而于鳞取其独见而裁之,而遽命之曰删,彼其见删于于鳞而不自甘者,宁无反唇也?虽然,令于鳞以意而轻退古之作者间有之,于鳞舍格而轻进古之作者则无是也,以于鳞之毋轻进,其得存而成一家言,以模楷后之操觚者,亦庶乎可矣。盖于鳞之所最善为世贞,其属存于鳞删者不少,然自戊午而前,及它倡和之什耳。其人雅自信,落落寡与,家僻处济上,则于鳞之于今贤士大夫,多所与而少所见可知也,问为继于鳞志者如之何?曰代益之,不失所以精之意而已矣。友人吴郡王世贞撰。”《诗源辩体》卷三六:“李于鳞《古今诗删》,首古逸诗,次汉、魏、六朝乐府,次汉、魏、六朝诗,次唐诗,次国朝诗。其去取之意,漫不可晓。大要黜才华,尚气格,而复有不然。姑摘其最异者,如汉、魏诗录《柏梁台联句》应璩《百一》后二首,而曹、刘佳者多遗;长篇取蔡琰《悲愤》而遗《焦仲卿》;‘日暮秋云阴’乃六朝人诗,不能辨也。唐五言古‘感遇’,不取陈子昂而取张九龄;七言歌行,高适取十二篇而岑参五篇,孟浩然一篇,不取《鹿门歌》而取《送王七尉松滋》;七言律,太白一篇,取《凤凰台》而遗《送贺监》。国朝诗,则伯温多而季迪少。五言古,季迪止短篇二首,而七言不录。献吉七言古止三篇,其二为初唐体。仲默有六篇,而初唐体不录。五言律,仲默三十首,多非所长;昌谷止一篇而已。其它不能悉论也。王元美云:‘始见于鳞选明诗,余谓如此何以鼓吹唐音?及见唐诗,谓何以衿裾古选?及见古选,谓何以箕裘《风》《雅》?乃至陈思《赠白马》杜陵李白歌行,亦多弃掷。岂所谓英雄欺人,不可尽信耶?’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八九集部总集类四著录李攀龙《古今诗删》三十四卷,提要曰:“是编为所录历代之诗。每代各自分体。始于古逸,次以汉、魏、南北朝,次以唐,唐以后继以明,多录同时诸人之作,而不及宋、元。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,前后七子,率以此论相尚。攀龙是选,犹是志也。江淹作杂拟诗,上自汉京,下至齐、梁,古今咸列,正变不遗。其序有曰:‘蛾眉讵同貌而俱动于魄,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。’又曰:‘世之诸贤,各滞所迷,莫不论甘而忌辛,好丹而非素。岂所谓通方广恕,好远兼爱。’然则文章派别,不主一途。但可以工拙为程,未容以时代为限。宋诗导黄、陈之派,多生硬杈桠。元诗沿温、李之波,多绮靡婉弱。论其流弊,诚亦多端。然钜制鸿篇,亦不胜数。何容删除两代,等之自郐无讥。王士祯《论诗绝句》有曰:‘铁崖乐府气淋漓,渊颖歌行格尽奇。耳食纷纷说开宝,几人眼见宋元诗。’其殆为梦阳辈发欤?且以此选所录而论,唐末之韦庄李建勋,距宋初阅岁无多。明初之刘基梁寅,在元末吟篇不少。何以数年之内,今古顿殊,一人之身,薰莸互异。此真门户之见,入主出奴,不缘真有限断。厥后摹拟剽窃,流弊万端,遂与公安竟陵同受后人之诟厉,岂非高谈盛气有以激之,遂至出尔反尔乎?然明季论诗之党,判于七子七子论诗之旨,不外此编。录而存之,亦足以见风会变迁之故,是非蜂起之由,未可废也。流俗所行,别有攀龙《唐诗选》。攀龙实无是书,乃明末坊贾割取《诗删》中唐诗,加以评注,别立斯名。以其流传既久,今亦别存其目,而不录其书焉。”明末刊行之《唐诗选》,有陈文烛序。《诗源辩体》卷三五:“李于鳞《唐诗选序》,本非确论,冒伯麐极称美之,可谓惑矣。《序》曰:‘唐无五言古诗,而有其古诗。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,弗取也。’愚按,谓子昂以唐人古诗而为汉魏古诗弗取,犹当;谓唐人古诗非汉魏古诗而皆弗取,则非。(汉、魏、李、杜,各极其至。见李杜总论。)观其所选唐人五言古仅十四首,而亦非汉魏之诗,是以唐人古诗皆非汉魏古诗弗取耳。曰:‘七言古,太白纵横,往往强弩之末。’太白光焰万丈,古今慑伏,不知于鳞视为何物。曰:‘五言律、排律,诸家概多佳句。’曰‘多佳句’,则无佳篇可知。不太罔耶?曰:‘七言律体,诸家所难。王维李颀,颇臻其妙。’予意嘉州未可少也。”“予尝谓:学诗者当取古人所长,济己之短,乃为善学。(见前卷。)于鳞谓 ‘唐无五言古诗’、‘太白七言古,往往强弩之末’,此虽意见有偏,亦是己不能骋而忌人之骋耳。观其所选唐人五、七言古,是岂足以知唐人,又岂足以知李、杜哉?”又卷三六:“李于鳞《唐诗选》,较《诗删》所录益少,中复有《诗删》所无者。其去取之意,亦不可晓。元美、元成既尝论之,而敬美之序,亦寓诋讽。如太白五言古,止录 ‘长安一片月’、‘子房未虎啸’二篇;七言古,止录‘黄云城边’、‘木兰之枻’二篇,若以此法选李,是欲扰龙而缚虎也。初唐五言律,沈宋为正宗,今止录二篇,而沈不录。张燕公五、七言律各三篇,可无录也。其它谬戾颇多,不能一一致辩。今初学但以于鳞所选,辄尊信之,实以于鳞名高一代,要亦未睹诸家全集耳。胡元瑞云:‘于鳞选唐诗,与己作略无交涉。’英雄欺人,不当至是。”“尝与黄介子伯仲言于鳞选唐诗似未睹诸家全集,介子伯仲曰:‘向观于鳞《诗选》所录,不出《品汇》。如《品汇》五言古以崔颢为‘羽翼’,故次韦柳‘名家’之后。七言古,张若虚、卫万无世次可考,故次‘余响’之后;骆宾王以歌行长篇,故又次张、卫之后。今于鳞既无分别,而次序亦如之,是可证也。’予因而考之,信然。”“予尝谓:选诗者须以李选李,以杜选杜,至于高、岑、王、孟,莫不皆然。若以己意选诗,则失所长矣。故诸家选诗者多任己意,不足凭据。若于鳞《诗选》,又与己作略无交涉,良可怪也。”“于鳞《诗选》,其害甚于中郎、伯敬。盖中郎、伯敬尚偏奇、黜雅正,一时后进虽为所惑,后世苟能反正,其惑易除。于鳞似宗雅正,而实多谬戾,学者苟不睹诸家全集,不免终为所误耳。孔子恶似而非,予于于鳞亦云。”心斋居士《而庵诗话跋》:“明人选唐诗为世所通行者:一曰李于鳞《唐诗选》,一曰钟、谭《诗归》。二者廊庙山林,未免偏有所重。偏有所重,则必偏有所废矣。毋惑乎后人纷纷聚讼也。今而庵说唐诗则不唯其文而唯其体,又为选家辟一蹊径。观其《诗话》所云,盖胸中确有所见,非徒为大言以欺世者,读者当自得之也。心斋居士题。”


夏,鲁国大旱,鲁僖公欲焚巫尪以求雨,臧文仲谏止之。
按,焚巫尪以求雨之俗起源甚早。
冬,须句子奔鲁,鲁僖公母成风谏僖公从周礼以封须句。
夏,宋襄公伐郑。
周大夫富辰引《诗·小雅·正月》,谏周襄王召王子带于齐。
臧文仲引《诗·小雅·小吴》及《周颂·敬之》谏鲁僖公勿轻小国。
十一月,子鱼陈辞谏宋襄公勿与楚战。
宋司马子鱼论战。
楚使师缙献凯于郑,会奏恺乐。
楚成王入享于郑,行九献之礼,庭实旅百,加遾豆六品。
晋重耳在郑,郑大夫叔詹赋《周颂·天作》、引谚,谏郑文公礼遇重耳。
冬,晋狐突以“忠信”之道对晋怀公。
晋史官卜偃引《周书》,言晋怀公必有祸。
重耳在楚,楚成王享之,九献,庭实旅百,皆合《周礼》之仪。
重耳对楚成王之问。
楚成王引《诗·曹风·侯人》,论勿杀重耳。
晋公子重耳在秦,司空季子论黄帝以来姓氏婚姻之原委,谏重耳纳怀嬴。
赵衰引《礼志》之语谏重耳纳秦女。
《礼志》,志,记也,礼志即礼记,盖记载各种典礼及礼义之礼书。
秦穆公以国君之礼享重耳,重耳、秦穆公均先后赋诗。
重耳筮,筮史占之,皆曰吉,司空季子为之释《易》繇辞,鼓励重耳进取。
春,重耳与子犯誓于河神。
董因引《瞽史记》之言,鼓励重耳争取成功。
重耳入主晋国,祭祖于武宫。
寺人披陈辞以谏晋文公。
竖头须谏晋文公。
周大夫富辰述文王、武王封建诸侯以藩屏宗周,谏周襄王勿以狄人伐郑。
富辰谏周襄王勿纳狄女为后。
公子臧无德而好聚鹬冠,郑文公杀之。
按,古人以服示礼,故德与服相称方为合礼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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