崔述乞归，乃得从容撰订《考信录》诸书。

公元1802年　春
崔述乞归，乃得从容撰订《考信录》诸书。

此后十余年，《考信录》等书成。“曰《考古提要》二卷，《补上古考信录》二卷，是为《前录》；曰《唐虞考信录》四卷，《夏考信录》二卷，《商考信录》二卷，《丰镐考信录》八卷，《洙泗考信录》四卷，是为《正录》；曰《丰镐考信别录》三卷，《洙泗考信余录》三卷，《孟子事实录》二卷，《考古续说》二卷，《附录》二卷，是为《后录》。此三十六卷者，《考信录》之全篇也。又以生平所著与《考信录》相涉者，曰《王政三大典考》三卷，《读风偶识》四卷，《尚书辨伪》二卷，《论语余说》一卷，《读经余论》二卷，为《考信翼录》十二卷。”陈履和《敕授文林郎福建罗源县知县崔东壁先生行略》：“《考信录》一书，尤为五十年精神所专注。其所以著书之故，则《提要》及《自叙》尽之矣。《叙》略曰：圣人之道，自唐宋诸儒以来，阐发精详，固非末学小生所能参其末议，然亦似尚有未尽者。盖自周道既衰，杨、墨并起，欲黜圣人之道以伸其说，往往撰为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孔子之事以诬之而黜之。其游说诸侯者，又多嗜利无耻之徒，恐人之议己也，则伪撰圣贤之事以自解说。其他权谋术数之学，欲欺世以取重，亦多托之于古圣人而真伪遂并行于世。然当其初，犹各自为教，而不相杂。至秦汉间，学者往往兼而好之，杂采其书以为传记。其后复有谶纬之书继出，而刘氏向、歆父子及郑康成皆信之，复采其文以释六经，兼以断简残编事多缺佚。释经者，强不知以为知，猜度附会，颠倒讹误者亦复不少。晋宋以降，复有妄庸之徒伪造古书以攻异己，亦往往采杨、墨之言以人尚书家语，学者以为圣人之经，固然莫敢议其失，而异端之说遂公行于天下矣。隋唐以后，学者唯重科目，故咸遵功令尚排偶，于是《诗》自《毛传》，《尚书》自伪《孔传》，五经自《孔子正义》以外，率视以为无用之物，于前人相沿之讹，皆习以为固然而不为意，甚或据汉魏以后之曲解驳周秦以前之旧文。一至宋一二名儒迭出，别撰传注，始颇抉摘其失，其沿旧说之误而不觉者，尚多不可数。其编纂古史者，则又喜陈杂家小说之言以鸣其博，由是圣人之道遂与异说相杂，圣贤之诬遂万古不能白矣。盖尝思之，古之异端在儒之外，后世之异端在儒之内。在外者，距之排之而已，在内者，非疏而剔之不可。……自读书以来，奉先人之教，不以传注杂于经，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。久之，始觉传注所言有不尽合于经者，百家所言往往有与经相背者，然后知圣人之心如天地日月，而后人晦之者多也。于是历考其事，汇而编之，以经为主，传注与经合者则著之，不合者则辨之，而异端小说不经之言则辟其谬而删销之，题曰《考信录》。盖八年而《洙泗考信录》始成，《补上古考信录》亦旋脱稿。……又数年，《唐虞考信录》甫脱稿，其他尚未订正成卷。……七年春北旋，乃得取《夏》、《商》、《丰镐》诸录从容撰订，数年而后脱稿，然犹不敢自信。暇中复取新旧诸录细阅而增改

方濬颐官广东，成《岭南新乐府》三十章。

吴汝纶应试皖城，始从方宗诚游。

缪荃孙二＋岁，得诗一卷。

易顺鼎六岁。

贝青乔（181O—1863）病卒，年五十四。

孔宪彝（1808—1863）卒，年六十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