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》

郑燮
原文：
    作诗非难，命题②为难。题高则诗高，题矮则诗矮，不可不慎也。少陵诗高绝千古，自不必言，即其命题，已早据百尺楼上矣。通体不能悉举，且就一二言之：《哀江头》《哀王孙》，伤亡国也；《新婚别》《无家别》《垂老别》诸篇，悲戍役也；《兵车行》《丽人行》，乱之始也；《达行在所》三首，庆中兴也；《北征》《洗兵马》，喜复国望太平也。只一开卷，阅其题次，一种忧国忧民、忽悲忽喜之情，以及宗庙丘墟、关山劳戍之苦，宛然在目。其题如此，其诗有不痛心入骨者乎！
    放翁诗则又不然，诗最多，题最少，不过《山居》《村居》《春日》《秋日》《即事》《遣兴》而已。岂放翁为诗与少陵有二道哉？盖安史之变，天下土崩，郭子仪、李光弼之流，精忠勇略，冠绝一时，卒复唐之社稷。在《八哀》诗中，既略叙其人；而《洗兵马》一篇，又复总其全数而赞叹之，少陵非苟作也。南宋时，君父幽囚，栖身杭、越，其辱与危亦至矣。讲理学者推极于毫厘分寸，而卒无救时济变之才。在朝诸大臣，皆流连诗酒，沉溺湖山，不顾国之大计。是直以《山居》《村居》《夏日》《秋日》，了却诗债而已。且国将亡，必多忌，躬行桀、纣，必曰驾尧、舜而轶汤、武。宋自绍兴以来，主和议、增岁币、送尊号、处卑朝、括民膏、戮大将，无恶不作，无陋不为，百姓莫敢言喘，放翁恶得形诸篇翰以自处戾乎！故杜诗之有人，诚有人也；陆诗之无人，诚无人也。杜之历陈时事，寓谏诤也；陆之绝口不言，免罗织也。
（有删节）
【注】①这封家书写于作者乾隆十年（公元1745年）范县知县任上。②命题：此处指选材。

译文：
    写诗并不难，难的是选材。选材水平高那么诗歌的价值就大，选材水平低那么诗歌的价值就小，因此选材的事不可不慎重。杜甫诗歌水平高，超越千年，自然不必说，就是他诗歌的选材，（也）早已位居百尺高楼之上了。杜甫诗歌的选材不能全部举出，姑且就其中的一部分来谈一谈：《哀江头》《哀王孙》，是以伤亡国为题材的；《新婚别》《无家别》《垂老别》《前后出塞》这些诗篇，是以悲戍役为题材的；《兵车行》《丽人行》，是以安史之乱初期为题材的；《达行在所》三首，是以庆祝国家复兴为题材的；《北征》《洗兵马》，是为收复国土而高兴，期待天下太平的。只要一翻阅他的诗集，浏览其题目的编排，一种忧国忧民、悲喜交加的思想感情，以及宗庙沦陷为废墟、战士戍守边关的痛苦，仿佛就在眼前。他的诗歌选材如此，他的诗歌又怎会不令人痛心入骨呢？
    陆游的诗却不是这样，他的诗数量最多，但是选材最单一，不过《山居》《村居》《春日》《秋日》《即事》《遣兴》罢了。难道陆游写诗的主张和杜甫不同吗？安史之乱，国家土崩瓦解，郭子仪、李光弼这些人，精忠报国，有勇有谋，在当时超出同辈，终于光复了大唐。杜甫在《八哀》诗中，已经大略地记叙了这些人，而在《洗兵马》一篇中，又把这些人放在一起加以赞叹，杜甫不是随便写的。南宋时，皇帝被囚禁，赵构偏安杭州、越州，他们蒙受羞辱及处境危险（的时刻）也就来临了。讲理学的人尽管竭尽全力，但终究没有挽救时局变乱的才能。在朝的众大臣，都沉湎于诗酒，迷恋于湖光山色，不考虑国家（治乱）的大计。这样，（陆游）只是拿《山居》《村居》《夏日》《秋日》，来偿还所欠的诗债罢了。况且一个国家即将灭亡，一定有很多忌讳，（国君）自身的行为如同桀、纣，却偏要说自己的德行胜过尧、舜、汤、武。
宋朝自绍兴年间以来，对来犯的少数民族主张和议、增加岁币、封加尊号、朝廷地位骤降、搜括百姓财物、杀戮大将，没有什么邪恶、丑陋的事情不做，百姓没有人敢说话，陆游又怎么能够将这些反映在诗歌里从而自找罪受呢！所以，杜甫的诗歌里有人，的确是有人；陆游的诗歌里无人，的确是没有人啊。杜甫（在诗作中）逐一陈述时事，寄托直言规劝之意；陆游（在诗作中）闭口不言（时事），为的是避免被人陷害。

《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》